生日派对放在星期六中午，是在家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我，我老婆和女儿，我妹妹吕贝塔和她老公艾略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五岁的洛桑娜。和当年她妈妈一样，她到哪里都穿着芭蕾舞鞋式样的小皮鞋）。除此以外，还有二十多个老街坊邻居，其中包括妈妈在美发厅常年服务过的老客人。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坐着轮椅，被人推了来的。但是，她们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定型水喷得足足的。我都怀疑妈妈办这样一个生日派队，是不是为了让这些老太们有机会好好打扮一下。 

    “我想让奶奶给我化妆，好不好？”玛丽亚一蹦一跳走过来问我。她十五岁了，一举一动里带着少女的活泼与笨拙。 

    “为什么？”我问。 

    “就是因为我想要奶奶帮我化妆啊。她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她就帮我弄。” 

    我看了看凯瑟琳。她耸耸肩表示无所谓。玛丽亚像个小兔子一样捶着我的胳膊。 

    “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 

    我已经讲过，自从棒球生涯中退役以后，我的生活有多么阴暗。但我必须要说的是，玛里亚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在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努力做个好父亲。我努力关注她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吃薯条残留在嘴角边的番茄酱，我帮她擦去。她坐在小桌旁，握着铅笔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会陪在她身旁。还记得她十一岁的时候，我让她上楼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结果她穿了件吊带背心下楼来。为了不让她太早熟，我赶紧逗她和我玩球，或者是送她去青年会上游泳课，我最好她慢慢长大，一直像个假小子那样。 

    后来我才知道，我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她上了大学，为大学的校报报道体育新闻。我终于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管喜欢与否，女儿所从事的，正是把我和她妈妈分别喜欢的体育和写作给结合了起来。 

    派对在继续，觥筹交错，乐声飞扬。屋子里还充满了人们的交谈声。妈妈大声朗读着她收到的生日贺卡上所写的祝福语，好像每一张卡片都是外国元首寄来的贺电一样。就算是那种廉价的，用水粉颜料在封面上画着小兔子的那种贺卡（贺卡上一律写着“希望我能够蹦蹦跳跳的来告诉你……祝福你的生日像我的胡萝卜一样棒！）每读完一张卡片，她都会把卡片反转过来，给大家看里面写的字，然后向送卡的人送上一个飞吻。 

    在读完贺卡，蛋糕还没有切，礼物还没有拆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妈妈家里，电话铃可以响很久，因为妈妈不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去接电话，她常常会给最后一个角落吸完尘，或者擦完最后一块玻璃窗，才拿起电话，好像在拿起话筒之前，电话这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因为没有人去接电话，所以我去了。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的话，我会让那个电话一直响下去的。 

    “喂？”因为屋子里很吵闹，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妈妈用的还是很老式的皇后牌电话机。电话线足有20米长，因为她喜欢边听电话，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喂？”我又说了一遍，把话筒紧紧贴住耳朵。 

    “喂，喂？” 

    我正准备把这个没人回答的电话挂上，但听到话筒那端有个男人清了清嗓子。 

    然后，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鸡仔？是你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愣住了。尽管妈妈的电话号码从没变过，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爸爸会拨这个号码。他离家的时候是那么突然，那么带有毁灭性，在这个屋子里重新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看着他走进被他亲手焚毁的屋子。 

    “是，是我，”我小声回答。 

    “我到处找你。我给你家和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我想试试看……” 

    “今天是妈妈生日。” 

    “噢，对，”他说。 

    “你要和她说话吗？” 

    我说得极快。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在电话的那一头翻了翻白眼。 

    “鸡仔，我和皮特-贾那通过话了。” 

    “皮特-贾那？” 

    “海盗队的。” 

    “啊？” 

    我抱着电话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离我不远有两个老妇人坐在沙发上，端着纸盘子，吃着吞拿鱼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