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番介绍够全面了，”塔拉斯多少有点儿吃惊地说。

“唆，对了！旗子。你的名字和地址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们该有一面国旗。这倒真是个问题。除了英国的米字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国旗——至少直到上星期还没有。正巧我妹妹想到一个主意（她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哪）：把我们挂在议会门前的那件东西取下来。我妹妹的厨娘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这就是。”

他把一只长匣子放在塔拉斯的书桌上，从里面取出一小织布，把它摊开。

“天哪！”塔拉斯失声惊呼。“这玩意儿是什么？”

“这玩意儿”是打扮成海盗的一只海龟，一只眼睛上蒙着黑布条，有一条腿是木头的。

“我们的国徽，”巴姆说时现出讨人喜欢的笑容。“不错，我知道它看上去有点儿怪，但是我妹妹把它提交下院审议。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国徽不比别的国微差，只有奇普·菲茨西蒙斯不以为然。不过奇普·菲茨西蒙斯对任何提案总是闭着眼睛投反对票。特别需要指出，他是我的妹夫，他和我妹妹很可能就要离婚。”

塔拉斯坐下来。此刻他腹背受敌：一方面马上有喷饭大笑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的威胁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尽管这位来客既可爱又风越，塔拉斯却预感到一件非同小可而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大事即将由此人发端。然而，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塔拉斯仍然保持一种英国式的寒喧语调。

“茶里加一些牛奶，好吗？”

“只要一点儿。”

不过，塔拉斯稍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性质可就大不相同了。

“你和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到底谈妥了什么事情？”

“桑塔纳先生作为老朋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确信，在我们争取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上，你塔拉斯先生都将给我们帮助。经费问题都已经落实，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担忧，确实毫无问题。桑塔纳先生任法律顾问、总部设在我国的某公司，十分慷慨地把曼哈顿办事处的整整一层楼面交给我们使用。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大的面积：我将要率领的代表团只有一个成员，就是我自己。团长的职务对我的时间表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经常到纽约去办事。你能把所有必要的步骤都安排好吗，塔拉斯先生？”

“当然可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一切都能准备停当吗？”

塔拉斯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行，”他说，“完全办得到。桑塔纳是否提出过一个具体日期？”

“他非常倾向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这个日期，”巴姆说。

他一边喝茶，一边好奇地四下里打量着，目光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所吸引，神态悠闲自在。塔拉斯则不然，茶杯在他手上哆嗦不已，他不得不把杯子放下，心想：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和那一天正好相隔三十五年。

他问道：“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是什么日子？”

“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在那天开幕。可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二十个国家派观察员到会，其中最主要的有端士、罗得西亚、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新会员国的代表，我会得到在大会发言的时间，并且有权向全体代表提出一项动议，代表们将让我把活讲完。那时我就把这个动议提出来，然后把我的一部分发言时间让给另一个人，坦白说，我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

“但你毕竞知道他的姓名，”塔拉斯指出，这时他的心在狂跳。

“那倒是的。”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3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

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

“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

“我可以外出旅行吗？”

“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

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