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的兴致勃勃猛然间被某种东西击倒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可怕的失控，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渐渐显现，它以一种缓慢的黑暗的姿态，悄悄爬出来，缠绕着我，使我立刻堕入空虚。

    我也许真的要用些我自己都难以接受的可怕举动，来击退这种空虚感。

    也许我真的要去复原中心。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皮格海德，告诉他我要去复原中心了。皮格海德和吉姆不同，吉姆只是我的酒伴，而他更像是……我也说不上来……我正常的朋友。而且他比我年长，他今年已三十二岁，所以我想某些地方，他应该比我更睿智。

    “不错，”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去复原中心。你就是个灾星。”

    我立刻反驳：“我哪有那么糟？我只是有点不合规矩，有点古怪而已。”我正义凛然，理直气壮。仿佛我只是有时分不清条纹和花格子，或者有时在餐厅里笑得有点大声而已。“我去那边只是为了使我能更健康。”

    “奥古斯丁，你知道你每次喝醉时是什么样吗？那样子真恶心。你不仅仅是傻气一点，把灯罩扣在自己头上，或只是说一些调皮话；你是又脏又蠢又难看。我一点也不喜欢你喝酒的样子。”

    我想起了那家卡拉ok吧——我在那里不脏也不丑，只是有些倒霉。

    “如果我又脏又恶心，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我讨厌不喝酒的人，他们一无所知。

    “因为，”他解释，“你人还不错，我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只好包容你酗酒这个缺点。我觉得要是你认真对待的话，这是你改邪归正的好机会。”

    我被他的回答刺痛了。他只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不考虑我的感受。我不清楚自己想让他说什么，也许我想听他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酗酒，却偏偏要你去？”

    我来纽约的第一个星期就认识了皮格海德，这使他成为我人生的基石，我以他为我新生活的基础。

    我也是他的基石，虽然他从来不肯承认。他会说：“我是我自己的基石。”他是银行投资人，但他总是趾高气扬，否认这一点；除非上了法庭，他才会承认这个事实。

    我知道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们在彼此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对彼此总是毫无掩饰。我们会开门见山地争吵，总是这样，哪怕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有一次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说话，只是因为他不喜欢我把碗放进他洗碗机的方式。

    “奥古斯丁，这是常识，你不应该把那么重的煎锅放在顶层的架子上，和酒杯放一起，它们会撞在一起，碎掉的。”

    可我认为这种小事根本不值得注意。“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没有洗碗机，我一直都用一次性塑料餐具。”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骨子里水火不容，还是其实是一类人，只是一些外表小事不投合。不过我确定他所有的朋友都讨厌我，我的朋友也都讨厌他。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人们都不起眼的小事把对方气疯，但我们从不彼此厌倦，而这一点我们也意识到是多么难得。更使我惊叹的是，我从来不当着他的面喝酒。我们在一起时，始终很融洽，或者不在一起时，也是一件完美的事。

    皮格海德是hiv阳性的艾滋病患者，正如他所描述的：“我是一个艾滋病宝宝。”他这个评语是从20/20节目里看来的。黛安-索亚介绍过非洲那些一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的婴儿。当时我们坐在他的白沙发上，喝着oceanspray的莓果汁，看电视上一排瘦骨嶙峋的小孩一闪而过，场景悲凉而压抑。“那就是我，”皮格海德用他自我解嘲的口吻说，“我就是一个艾滋病宝宝！要不要抱抱我？”

    但是他六年来一直很健康，从未发病，连他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他是患者，我们也从不提他的病，他处处都很正常和健康，事实上我早已对他厨房灶台上瓶瓶罐罐的药习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了。他至少有五十瓶药，放在那里排成一组，而我通常只注意到灶台其他地方和到处贴的便签。我甚至都不把他用来注射白血细胞激素的注射针看在眼里。

    “你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三天后。”

    “去多长时间？”

    “一个月。”

    “你告诉你公司了吗？”

    “就是他们让我去的。艾琳诺说我必须把自己清理干净，否则我就得走人。”

    “你真走运，他们没有直接解雇你。他们真不错，还能给你次机会。走之前你要做什么准备？”

    我看到我面前的桌上有本广告册，广告上写着：纽约，雪松酒吧。

    “喝酒。”我说。

    “猜猜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吉姆说，呷了口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