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九点多钟开庭。审讯毫不迟延地进行，显然要加紧办完。案子一个个提出来，结案很快，就跟不唱诗的弥撒一样，因此那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人脸象春汛的潮水般奔流过去，人们的动作、发言、灾难、真情、假话也一闪而过，……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由此得出具体而完整的印象。……临到下午两点钟，已经办完很多案子：两个犯人被判做苦工，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②被判褫夺公民权，关进监狱，一个犯人宣告无罪释放，一个案子延期审理。……两点钟整，庭长宣布审问“农民尼古拉·哈尔拉莫夫被控杀害妻子”一案。法庭仍然由审讯上一案的法官们组成，只有辩护人的位子由新人接替，他是候补法官，年纪很轻，没有胡子，穿一件礼服，纽扣发亮。

“带被告！”庭长下命令道。

可是被告事先已经押来，这时候往被告席走去。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农民，年纪大约五十五岁，头顶完全光秃，蓄着棕红色大胡子，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小孱弱的兵，荷着枪。

差不多就在被告席旁边，押解兵出了一点小岔子。他忽然脚底下绊一下，手里的枪掉下来，可是他没容它掉下地就抓住，枪托猛的砸在膝盖上。旁听席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这个兵满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砸痛了，或者因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害臊。

法庭上先是照例问明被告的姓名、籍贯等，调换陪审员，传唤证人，带领他们宣誓，这以后就开始宣读公诉状。书记官生着窄肩膀，脸色苍白，身子太瘦，因而制服显得很肥，他脸颊上贴着一块膏药，这时候用低沉的男低者读起来，读得很快，就象助祭念经的声调那样不高也不低，仿佛深怕累坏他的胸肺似的。法官桌子后面的通风窗就来给他帮腔，不住地嗡嗡响，两种声音合起来，给法庭的寂静添上一种催人入睡的麻醉性质。

庭长还不算老，脸容极为疲倦，眼睛近视，这时候坐在圈椅上，纹丝不动，把手掌放在额头旁边，仿佛在挡住阳光，不让它照到眼睛似的。他在通气窗和书记官发出的嗡嗡声中想自己的心事。临到书记官略为停顿一下，换口气，开始念新的一页，他忽然全身一震，用暗淡无光的眼睛看一下众人，然后低下头去凑近旁边法官的耳朵，叹口气问道：“您，玛特威·彼得罗维奇，是在杰米扬诺夫旅店里住着吧？”

“对，在杰米扬诺夫那里住，”法官回答说，也全身一震。

“下一回，大概我也要在那家旅店住了。求上帝怜恤吧，契皮亚科夫旅店里简直没法住！通宵吵吵闹闹，乱哄哄的！脚步声啦，咳嗽声啦，孩子哭哭啼啼。……不象样子！”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福泰的黑发男子，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一把梳理整齐的漂亮胡子，这时候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用拳头支住脸，在读拜伦的《该隐》。他眼睛里充满读得入神的表情，眉毛惊讶地越扬越高。……他偶尔往椅背上一 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过了一分钟，又埋下头去看书。辩护人用铅笔没削过的一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偏着头沉思。

……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得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小学生和职员们才会有。他过一忽儿就要发言，可是这丝毫也不使他激动。再者，他的发言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根据上司的指示，按照沿用已久的陈词滥调把它写成的，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光彩，枯燥乏味，过一忽儿，在陪审员面前，他会不动感情、有气无力地把它念完了事，这以后就坐上马车，冒着雨，经过泥泞的道路，去火车站，回 到城里，然后很快又接到命令要到某县去，再宣读新的发言，……实在无聊！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可是不久那寂静、那无处不在的单调、那烦闷，也感染他了。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平心静气地映着眼睛。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他在这儿遇到的情形跟他原来预料的全不一样。他头上本来压着杀人致命的罪名，可是他在这儿却没碰见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关于严惩的响亮语句，更谈不别有人来关心他那不同寻常的命运。

坐在上面的法官，谁也没有把长久而好奇的目光停在他身上。

……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 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象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滩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在看守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