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亚的父亲知道该怎么办事。第一个星期尚未结束，他在达赫拉克群岛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飞机就把药品从阿斯马拉机场安全地运到了我们的后院。拥挤在附近的病人高声欢呼，为欢迎这些魔力无边的直升飞机跳起舞来。 

而我们则用做手术来表示庆祝，还有给沙眼患者开强力霉素（唉，但是没法开给达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书里面看到图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原本很可爱的孩子严重毁容的脸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时间以外，西尔维亚和我都在一起。对于别人来说，疲劳而毫无变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而对于我们，每一天都纯粹是幸福的无限重复。然而，每一天都必须承受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无谓死亡，即使在我们身上也产生了影响。 

我能通过在假键盘上练琴来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尔维亚却没有这样的途径，需要向人述说她的感受。她不用说话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情况特别困难，她需要安慰了。 

她会回到家中，换上浴衣，匆匆到临时露天淋浴处去洗澡。如果时间掌握得好，晒了一天的水还会是温热的。 

洗完澡回来，她会紧挨着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着键盘，狂热地弹奏着。没有乐声，她无法知道我弹的是哪只曲子，所以我解释给她听。 

“这是贝多芬所谓的《月光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给了这首奏鸣曲这个愚蠢的名字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部分——它确实十分激越，路德维希①实实在在是宣泄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风。” 

①路德维希，贝多芬的名字。 

然后，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弹奏那疯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她说，一面吻着我的颈背，“我一看你的脸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着，“有时候我也能听见音乐声。” 

这时我就会停下来，我们会谈谈一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能不谈。这是保持神志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尔维亚总要责备自己。有一天午后不久，一对双生婴儿死产，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严厉的自责。 

我用尽自己全部的说服力才使她相信，这个国家的产前检查不仅是质量低的问题，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不少临产妇在步行许多英里往诊所走来时，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就失去了婴儿。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严肃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痛恨这个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驳道，一面把她搂进了怀里。 

由于食堂是唯一有电的“娱乐”室，晚餐后大家都留在那里，看一个星期前的旧报纸，写信，聊业务或——是的——吸烟。压力确实极为残酷，我们有一两个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烟来。 

我们常常用短波无线电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节目中的新闻。当提到厄立特里亚的起义者为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所进行的战斗时，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在伦敦，但对于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们要多。 

其他的医生简直谈不到有什么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鸟当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独自坐着看书或发呆。然而，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我总是努力让他参加到我们之中来，他显得很勉强。 

“这种闲谈总是落到谈个人过去的话题上。”他阴沉地评论道。 

“那又怎么样？也许会很有趣呢。” 

“对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过去。” 

我那助人为乐的本性使我不肯放弃。 

“你总可以编出些细节来的。我相信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没有想像力。” 

到这个分上，我那牧师般的宽宏也到了头。 

当最后的读书人交换过了最后的平装书以后，直到上床睡觉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没有别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了。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彼此过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种各样导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块充满厌倦、无聊的绿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过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个倾吐一切的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从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结了婚，从佩尔捷夫人的从不出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无比幸福的——我们上飞机前她都没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男人”，我听见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真的吗？”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热烈辩论。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说，“我们一起20年了，有3个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用量来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从你呆在国外的时间来看，你短暂的家庭生活经历必定是惊人地热烈。” 

这时，莫里斯·赫尔曼斯提出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特别想问的问题。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弗朗索瓦，请问你的妻子从这样的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呢？” 

“哦，”他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她结了婚，却不必忍受老有个丈夫在旁边碍手碍脚的不便。当然，她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她本人是我们资金筹措办公室的主任，而且是个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