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暗想，这不是占上风的一招。不过事情还没有完。 

“每年8月在诺曼底我们的小别墅里，我们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优质香槟酒——一开始时冒泡的话，20年后就会更好。我们使短暂的相聚充满了温文尔雅的谈话，这样我们会暂时忘记我们已经不再相爱。” 

毋庸多说，没有人再提出任何问题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后”之类的话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谈话里。我们时常需要提醒自己当初将我们带到这片遥远的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来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逐渐变成萨特①的《别无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结果发现，地狱中并不是“别的人”，而是同样的人。 

①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创者。 

在我们这一漫长的冒险历程之初，当莫里斯·赫尔曼斯要吹口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门廊上吹，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但是渐渐地，他不仅把表演移到了室内，并且还开始和英国广播公司竞争起来。 

从原则上讲，即使如此也还是可以忍受的。遗憾的是，他的保留节目只有《红河谷》和《我亲爱的克莱门坦》。可以听到有人要对他施以私刑的传说。 

5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广播中听到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左翼恐怖主义分子绑架并杀害的消息。西尔维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勾起了她对自己母亲命运的可怕记忆，而且莫罗还和她父亲有私交。 

我力图安慰她。“至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不会遇见那种事情。” 

我让她答应不再听新闻广播。“干脆就利用咱们在穷乡僻壤这一点。咱们的病人就够咱们愁的了。” 

她点点头抓住了我的手。“你说得对。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时刻。”对于我来说，这些话笼罩着哀伤的阴影。它们提醒我，田园牧歌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偶尔我也大着胆子考虑一下将来，但总感到充满了痛苦，所以联想一想未来那不可避免的分离都受不了。 

然而，尽管我理性的头脑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会幻想和西尔维亚结婚。有天夜里，一个助产士碰上臀位产，无法应付。我给产妇做了紧急剖腹产。当我把婴儿用毯子包好交给那个母亲时，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尔维亚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样。这是短暂的、充满了纯真的快乐的一刻，以后如何，我就无法想像了。 

我绝对设想不出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能够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说，她会和我一起回到迪尔本去行医吗？不太可能。我会去意大利吗？也不怎么可行。我无法想像自己会受到欢迎，进入她在米兰的社交圈子。 

我开始相信，我们是被残酷的命运作弄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起只是为了拆散我们，造成我们更大的痛苦。这样的想法我必然无法向西尔维亚隐瞒。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同样的别离的幽灵也盘踞在她自己的脑子里。 

“我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幸福，”我坚持说，“为什么不能永远像这样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一切都那么完美，”她分析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这里的工作一辈子也做不完。” 

“你这话当真，西尔维亚？你是说你真要放弃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别的东西？” 

“重要的只有爱情和工作，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啊，我愿意与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回答是3个词：‘是的’，‘是的’，还是‘是的’。”她黑眼睛闪着光，扑上来抱住了我。 

“咱们干吗不去找一个神父？” 

“行啊，我没意见。”只要我们能结婚，以什么形式结婚并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给阿斯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电话约一个时间。她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她说。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说，你没有怀孕吧，是吗？” 

“没有，不过我对这个想法突然感起兴趣来了。”接着她用较为严肃的声音承认道，“说实话，实际上，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想如果给我父亲一个既成事实要更好些。我无法解释，这只是个直觉。” 

我明白她是对的。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有可能传到这个极有势力的人的耳朵里。他会搬天动地——肯定无疑会搬动厄立特里亚——把女儿从我身边夺走。 

我们去找弗朗索瓦，没有解释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该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马拉。 

“没问题。”他和善地同意了。“别忘了去试一试尼亚拉饭店6层楼上的餐厅。他们把桌子布置得像小帐篷一样。很有意思。” 

两天以后，我们早上7点从阿迪苏玛出发，不到中午就来到了厄立特里亚首府的郊外。这里的海拔比阿迪苏玛整整高出一英里。气候的变化简直是戏剧性的：我们把地狱般的夏季抛在了身后，进入了春天。 

开车进城时，我们经历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很像米兰郊区的地方。我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理由的，城里的大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从那以后，这儿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国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