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下的时间里，给所及之处的每一个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 

根据我的记录，到我离开时为止，我们给将近4万名儿童做了预防接种，还培训了24名护士，建立了两个流动医疗站，进行基本卫生教育。 

渐渐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人，尽管我内心没有准备，仍不得不充作家长。那年，我们按东正教的日期，作为艾达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庆祝了圣诞节。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齐全的“齐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人脱逃。杜格·梅特兰，这个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亚人受不了啦。他履历表上的墨迹刚于，气候就奇怪地影响了他打橄榄球落下的老伤。很快，老伤就变得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可忍受。尽管会给我们的工作日程带来很大混乱，而且他只提前了半个月通知我们，我还是让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听着，伙计，我已经在这个鬼地方服过役了，我指望着你好好给我写上一封推荐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远指望下去。 

而他的骤然离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师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强调那个夸夸其谈的脓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来安慰她。 

“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她勇敢地抗议道，“我会去墨尔本看他。” 

“当然。”我说，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兴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经把他的好消息告诉了头两个来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开始拼命招手。他脸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见它了，北方秃朱鹭，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觉吗，马修？”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道，“但你是最应该看见它的人。祝贺你。” 

在厄立特里亚，似乎任何事物都不会终结。旱灾是1968年开始的——已经10年了——看来好像会永远继续下去。同样，内战势头毫无减弱之意。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从1978年俄国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丧失了斗志，或者冲突会在可见的将来得到解决。饥荒仍旧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没个头的局面终究影响了我的队员，在他们看来，早上病人的队伍永远是那么长；也影响了外伤队的队员，他们仍在日日夜夜地从受伤的战士身上取出子弹。 

到了又一个圣诞节时，我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梦想着回家了，就连我也越来越厌倦于又得给别人打气、又得给自己鼓劲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时，没有一个人来续签（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话。他反正要到肯尼亚去继续这种工作）。 

从我们在瑞士一起生活时起，我的弟弟就学会了如何显得并没有争论而在和我的争论中获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钟摆这时正摆向利他主义，便一次也没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内——作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钩。 

合同期满前的6个月中，我向许多大学提出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申请。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经历显然给了我申请的这些学校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们全都接受了我。 

我决定去哈佛，纯粹是为了省得当了医生后老得向人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师从迈克斯·鲁道尔夫和他的接班人亚当·库珀史密斯。 

我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举行了传统的纵酒狂欢，大家发表些嘲弄性的讲话，进行伤感的告别。我已经感到了留恋之情，但尽量不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