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如果你去找，会有合适的女人；在纽约，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会找到你头上来。” 

蔡兹拼命兜售纽约那无穷无尽的文化生活机会：剧院、音乐会、歌剧等等。更不用说这种工作具有的显赫地位是一块天然磁石，能吸引来最优秀最聪明的女人。 

总之，我决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了。终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间房间的地方的内疚感。我非常幸运能在东区大道找到这处看得见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开始慢跑锻炼（我的腰围似乎比我的事业发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钱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经将近6个月了，卖房的奥斯特莱谢老太太对于允许谁来住在她和她做心理医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绝望？），我一走进门她就对我微笑，主动带我看房子。很显然，她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然而，她还是无法使自己进入丈夫的书房。我称赞着高抵天花板的木制书架，上面塞满了用各种欧洲语言写的专业书和纯文学作品，但她却一直不安地呆在门口。 

“如果你对这些书有任何兴趣的话，大夫……”她怯声说道，但是没有能够说完。 

“你难道不把它们带走吗？”我问道，立刻体会到她声音中的忧伤。 

“我要到佛罗里达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书已经够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发现了那架钢琴，便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