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会有时间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个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书以后，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个营火堆前去。 

这时我的埃塞俄比亚语已说得差不多和英语一样好了，可以和他们互相说俏皮话。我认出了我给她看过病的一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运气。她感谢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别后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来。 

“喂，马修，你看，你差点忘了这个。”他举着我那无声的键盘说。 

“没关系，”我说，“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们拿它怎么办？就这么把它扔掉多可惜。” 

这一点我同意，于是建议，请他把它作为我的礼物送给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个孕妇。看得出来，他也困惑于她拿它能有什么用，但他看到乐观的一面，说：“也许这会给她的孩子以灵感，使他成为艺术大师。” 

“真说不定呢。”我微笑着走进屋里。 

我至今仍想念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难的地方。当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亚朋友告别时，我因为离开他们回到一个我可以跷起双脚、喝着啤酒观看体育世界节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难过，很羞愧。 

在我离开前两个月多一点时，我们破土动工，建造一所有24个病床和一间设备良好的手术室的医院。我知道，在事物的伟大发展中这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从在厄立特里亚的全部经历中学到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改变事物。 

第三部（一）

第十五章 

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一个研究生20年前走进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有人说他还在里面，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拼命想找到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基因。这传说里有其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研究者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永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儿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四季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消逝。 

我开始进入哈佛时，这个领域几乎是刚刚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不到20年。他们的发现提供了在未来打开人体75万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秘密的钥匙。 

①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为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因参与20世纪生物学上的最重要发现——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而与沃森、威尔金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沃森，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然而，已经有幻想家们相信，一切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把不论哪个被发现有缺陷的基因修补好后再导人人体内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献身的狂热者之一。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睡不了觉——也要把它做到。 

从非洲回来后的头4年，我是在我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过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寻找着能够用来使肿瘤逆转的那个具体的分子结构。 

我对一个基因的执着搜寻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点挨着冻扫视地平线，以求能看见一只难见的鸟，而我对征服疾病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萨饼活着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间题。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亲身做了试验。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亚，人可以靠粗谷饼活着。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红柿片加在类似的扁饼上，相比之下这样的饮食是多么富有营养啊。 

有人也许会奇怪，这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回答是，当你在狂热地追踪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链时，你不会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费时间。比萨饼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项目是神经生物学。你脑袋中过子弹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心里就总想着自己的大脑。于是，我开始探索大脑两半球，研究神经通道，跳过神经元的突触，看看在这极少为人所知的领域中能发现些什么。人体内的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时来播下毁灭性肿瘤的地方。我越来越坚定地要摧毁它们。 

1984年结束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论在哪里，实验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论起吃比萨饼来，波士顿似乎也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此外，在难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出去吃饭。我总是把朋友们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区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说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见了西尔维亚。有时我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或看见她就在我前面走着。我紧走几步赶上去，却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在欺骗我了。 

即使是现在，我在晚上仍梦见她重新出现，醒来却仍是孤身一人。看来，使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的还不仅是对科学的追求。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个机构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换换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顿北区康奈尔医学院的邀请。 

这时，蔡兹几乎已经绝望了，认为我肯定要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换个地方，指望我在从一个显微镜前往另一个显微镜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可爱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远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伦和蔡兹同样关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说得要委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