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