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呷着苦涩的绿茶，把那只没有柄的、滚烫的茶杯从一个手心换到另一个手心，以免烫手，心里一面嘀咕着不知还得等上多久。我试过一次，用法语向这家人说话，问他们周先生几时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等我手上的茶喝完以后，他们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又继续干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一个女人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什么，两个男孩儿在复习功课，那个老太太看着她的脚，那是一双古老中国的小脚——猫儿伏在硬纸盒上，狗儿盯盯地望着猫。

    我这会儿才开始认识到，多明格斯为了勉强糊口，工作多么辛苦。

    一个极为瘦削的中国人走进房来：他在这间房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占什么地方：他的身体就像放在洋铁盒里分隔饼干的那张防油纸那样。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他那套有条纹的法兰绒上衣、长裤。"您是周先生吗？"我问。

    他望望我，是一个抽鸦片的人的那种冷漠目光：瘪下去的双颊，小娃娃般的手腕，小女孩儿的胳膊——要许多年的老病头和许多袋鸦片，才能使他干瘪成这样。

    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格斯先生说您有点儿东西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哦，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客气地摆摆手，让我再坐下。我看得出，我来找他的目的已经在他脑袋里的烟路之间消失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来看他，他实在不胜荣幸。另一杯茶给测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来给我，滚烫地递到了我手里——这是茶的煎熬。我就他家里人丁的兴旺恭维了几句。

    他微带惊讶地朝四下看看，仿佛以前从没有见到这一点似的。"我母亲，"他说，"我内人，家姐，家叔，舍弟，我的子女，家婶的子女。"那个毛娃子已经从我脚边爬开了，这会儿正仰面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心里想着，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这房间里的人要么太小，要么太老，看不出谁的年龄适合生出那个小家伙来。

    我说，"多明格斯先生告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啊，多明格斯先生。多明格斯先生好吗？"

    "他发过烧。"

    "眼下是容易生病的季节。"到这时，我甚至还不相信他记得多明格斯是谁。

    他开始咳嗽，他的短褂上少了两粒钮扣，咳嗽时短褂里面的皮肤像当地的皮鼓那样绷得很紧。

    "您自己也该去找位大夫瞧瞧，"我说。这时候，又进来一个新来的人——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他用英语说道，"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我听了很难受……"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鸦片烟。"

    "那听起来很不少。"

    "大夫说抽烟对他没有好处，但是周先生抽了烟就觉得舒服多啦。"

    我咕哝了一声，表示很明白他的意思。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先生的管事的。"

    "我姓福勒。多明格斯先生叫我来。他说周先生有点儿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性很坏。您先喝一杯茶，好吗？"

    "谢谢您，我已经喝过三杯了。"这一问一答听起来很像外语常用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事的把我手h的茶杯拿过去，递给一个女孩儿，她把杯里剩下的茶倒在地上后，又斟满了一杯。

    "这壶茶不够浓，"他说，接过茶杯自己尝了尝，很细心地把杯子涮了涮，又从第二把茶壶里斟满了一杯。"这个要好点儿吧？"他问。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过那只是为了吐一大口痰在一个绘着粉红花的搪瓷痰盂里。那个毛娃子在茶脚子之间滚来滚去，那只猫儿从硬纸盒上跳上了一只衣箱。

    "也许，您跟我谈谈比较好，"年轻人说。"我姓杭。"

    "不知道您是否乐意告诉我……"

    "我们到下面货仓里去，"杭先生说。"那儿比较清静。"

    我把手伸给周先生，他让我的手停在他的两个手掌之间，显得有点儿迷糊，然后向这个挤满了人的房间四下看看，仿佛想怎样安顿我似的。我们走下楼梯时，像砂石翻滚的麻将牌声音渐渐轻了。杭先生说道，"当心。最后一级是空的。"说着，他用手电筒替我照亮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