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喜欢哪一条丝巾？"凤儿问。"我爱那条黄色的。"

    "对。黄色的那条。到大饭店去，把这封信替我寄了。"

    她看看信封上的地址。"我可以直接送到美国公使馆去。那样可以省却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掉。"

    随后，我躺下来，抽完鸦片，心情很轻松地想道，"现在，在我走前，她至少不会离开我了。也许，明儿，再多抽上几口鸦片烟后，我还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留下不走啦。"

    2

    平凡的生活继续下去——这省却了许多人去白费心思。就像在一场空袭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感到惊恐那样，他在日常事务的围攻下，在偶然遭遇、在客观忧虑等的围攻下，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忧虑。明年四月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失去凤儿、前途渺茫，这种种思想又给每天收到和发出的许多份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大量新闻稿以及我的助手的生病打乱了。我的助手是一个印度人，名叫多明格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经由孟买到越南来的）。平时不大重要的记者招待会都是由他代表我去参加。他耳聪目明，一切流言蜚语的调子全靠他去注意。他还把我的电讯稿送到电报局和新闻检查处去。他靠了印度商人，特别是在北方，海防、南定和河内那一带的，有他自己私人的情报网，使我得益不少。我想，他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部队的分布情况，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的还要确切。

    而且除非我们获得的消息已经成为新闻，否则我们从不使用，也从不把任何消息转给法国情报机关，因此他得到了藏在西贡一堤岸这一带的几个越盟地下人员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说名叫多明格斯-一这一事实无疑对他大有帮助。

    我很喜欢多明格斯。其他的人骄傲自负，把它们像皮肤病那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多明格斯的自负却深藏不露，我想，是抑制到了一个人可能的最小限度。你每天跟他接触，所碰上的只是温和、谦逊和对真理的热爱：你只有跟他结婚，才能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和谦逊往往是并存的，许多谎话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自负——在我这门职业里，一个记者的骄傲自负总使他想发出一篇比别人出色的新闻报道去，是多明格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类事情——顶住了国内发来的所有那些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报道某某人的新闻，或是为什么没有发出其他一个记者那样的报道，而那篇报道我知道是不真实的。

    如今，既然多明格斯病了，我才认识到我欠下他的债有多少——啥，他甚至照料着让我汽车里有充足的油，然而他却从没有多过一句嘴，或是露过一种神色，来干预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过，除了他的姓名和原籍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从他的谈话中我只知道，他可能崇拜过克里须那"，也可能每年用铁丝圈刺着肉体，到巴杜石窟②去朝拜。现在他病倒了，这对我反倒像是一种恩惠，使我暂时摆脱了个人烦恼的折磨。现在，是我得去参加那些沉闷乏味的记者招待会，并且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餐桌旁去，跟我的同行们闲聊，但是我不及多明格斯，不大能分辨出实情和虚伪的报道，所以我惯常在每天傍晚去找他，讨论我所听见的。有时候，多明格斯的一位印度朋友也在那儿，坐在他那张狭窄的铁床旁边。多明格斯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一条简陋的小街上。他总在床上笔直地坐起，盘着双腿，使你觉得你不是去看一个病人，而是受到一个印度王公或僧侣的接见。有时候他发烧发得很厉害，满脸汗水，但是他的头脑却始终十分清醒。那就仿佛他的病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房东太太总放一壶新鲜酸橙汁在他旁边，不过我始终没有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会是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自己身体有病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早已不再问他的病情了，唯恐这样问听起来像是嗔怪。我去了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并且为我不得不爬那么多级楼梯向我道歉。接着，他就说，"我希望你会见我的一位朋友。他有一则新闻，你应该听听。"

    "是吗？"

    "我已经把他的姓名写下了，因为我知道你记不住那些中国姓名。当然，这段新闻咱们不可以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个货仓，是存放废铁的。"

    "事情重大吗？"

    "可能很重大。"

    "你能先跟我说个大概吗？"

    "我还是希望你去听他说说。有件事情很奇怪，不过我不太明白。"汗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可是他就让它流，仿佛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身上印度教徒的影响就这么厉害，他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生命。他说道，"关于你的朋友派尔，你知道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