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以改变的。这种无以改变的文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生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人的寿命都十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父母一辈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见，事实上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一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龙《宽容》，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质。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

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大重要的构件，因而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