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米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文化与承诺》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米德赢得巨大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米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行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一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为年轻一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米德在对《文化与承诺》进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们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里的黑莓一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目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本书翻译一定还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6年9月于南开大学

文化与承诺序言

20年前，在我们忙于召集“白宫儿童会议”的时候，使年轻一代和那些关注着他们成长的老一辈们困惑不安的中心议题是“自认”（identitg，又可译成 “身份”、“同一性”）。当时，二次大战刚刚拽下沉重的帷幕，整个世界动荡不居，变化空前。虽然并非整个世界都已遭受到这一民族性的灾难，虽然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尚未到来，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那已经能够通过电视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议题是承诺：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能够为怎样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承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始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宗族，并以一个独特的（很普遍的）名称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他可能失败；可能被自己的群体所驱逐，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能选择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领土，成为另一块土地上他人的奴隶；在世界的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于个人的绝望和苦恼而自绝于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承诺，他就是他自己——受缚于习惯之茧，生于斯、长于斯、与之密切相联；直到他的整个人生萌发出某种离异之欲。

当种种迥然不同、竟相抗争的生活方式为各种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赞许时，对承诺加以选择的念头便开始躁动于人类历史的母腹之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囿于在部落之间进行微不足道的比较，承诺成为纯粹的思想体系间的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观念中，倘若将一种思想体系奉若神明，那么所有异者一概被视为荒谬绝伦：与此相反，亚洲宗教的措辞既温和又深刻：那些被废黜的思想体系毕竟“独辟蹊径”。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将为哪种思想奉献自己的一生” 便成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信仰、社会和文化被人们以孤立、封闭的形式强加禁锢时，这类问题才有可能暂时消失。比如，在赫特拉尔斯那样的神秘的宗教派别之中，或令人恐惧的政治铁幕背后。因为在那些地方是决不允许任何“异念”油然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