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夜。人们趴在床上交头接耳，只要运气稍好一点儿，俄国人就会在我们撤退前赶到这儿。人们依然抱有希望。

有人喊道：“睡吧！留点儿力气准备上路。”

我想起母亲在犹太区的最后一次劝告，但我睡不着，我的脚像被火灼烧似地疼痛。

第二天早晨，集中营模样大变。囚徒们的穿戴五花八门，怪里怪气，就像在上演一场假面剧。为了御寒，人人都穿了好几套衣服，一件套一件。可怜的小丑们全都横了过来，身高不如体宽，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死人，这群可怜的人，骷髅似的脑袋从一层层囚服里探出来，可怜的小丑！

我想找一双大鞋，但没找到。我把毯子撕开，裹住右脚。然后我在集中营里到处转，想多找一点儿面包和土豆。有人说我们要去捷克斯洛伐克，不对，去格罗斯—罗森，不对，去格雷维兹，不对，去……

下午两点，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时间过得飞快，黄昏时天色暗下来，阳光遁入灰色的雾霭中。

楼长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打扫楼房，他命令四个囚徒擦地板……在撤退前一小时！为什么？为谁擦？

“为解放大军，”他说，“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猪。”

我们是人吗？但大家还是把楼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六点钟，铃声响了。这是死亡的铃声，送葬的铃声。队伍就要开拔了。

“排队！快！”

我们很快排好了队。一栋楼的囚徒排成一队，一队挨一队。天黑了，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探照灯亮起来，黑暗中出现了几百个党卫军，牵着警犬。雪还在下。

集中营的大门开了，看来，大门外等待我们的是更黑的夜。

前几栋楼的队伍开始齐步走，我们等候着，五十六栋楼全都撤离后才能轮到我们。天气很冷，我兜里有两块面包。真想吃！但我知道不能吃，现在不是时候。

轮到我们了。53号楼……55号楼……

“57栋，齐步走！”

雪仍然不停地下。

第四部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