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神或英雄往往有一个以上、甚至几十个饰词或程式化用语。诗人可以根据格律和音步的需要选用合适的饰词。以对宙斯为例，在不同的上下文和格律组合里，诗人用了不同的修饰成分，包括“多谋善断的”、“汇聚乌云的”、“沉雷远播的”等等。同样，根据格律和音律的需要，诗人有时用“长发的”，有时则用“胫甲坚固的”，偶尔也用“身披铜甲的”修饰阿开亚人。格律和音律原则制约着诗人的用词，同时也丰富了史诗的语言，增强了它的表现力。众多的饰词使诗人有可能不仅根据格律的要求，而且还能照顾到意思或语义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用语。当阿基琉斯筹备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时，他就不再是“捷足的”英雄，而是“心胸豪壮的”伙伴，因为在这一语境中，后者似乎比前者更具庄重肃穆的色彩。然而，有时，为了照顾格律和句式的规整，也为了维护史诗中程式化用语的稳定性，诗人亦会有意识地“忽略”饰词的原意，而把它们当做纯粹的格律成分，附加在名词或被修饰成分之上。例如，我们一般不会把恶魔波鲁菲摩斯看作是“神一样的”（《奥德赛》l·70）英雄，也不会倾向于认为“尊贵的母亲”符合乞丐伊罗斯娘亲的身份（《奥德赛10·5）。有的程式化饰词明显地不符合被修饰成分当时的状态和处境。比如，阿芙罗底忒在冤诉时仍然是“欢笑的”（5·375），白日的晴空是“多星的”（8·46），而肮脏的衣服照旧是“闪光的”（《奥德赛》6·26）等等。 

荷马是一位功底深厚、想像丰富、善于创新的语言大师。《伊利亚特》“词章华丽，妙语迭出，精彩、生动的用词和比喻俯拾皆是。荷马知用暗喻（如“战斗的屏障”（喻善战的壮勇）。“羊群的母亲”（喻山地），但却更为熟悉，也更善使用明喻。《伊利亚特》中的明喻分两类，一类为简单型，另一类则是从简单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杂型。简单型明喻的结构特征是a像b。埃阿斯的战盾“像一堵墙”，兵勇们像狼或狮子似地战斗。阿波罗从俄林波斯上下来，“像黑夜一般”（l·47）；塞提丝从海里出来，“像一层薄雾”（l·359）。此类明喻，荷马用来得心应手，熨贴自如，其技巧可谓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另一类明喻，即复杂型明喻，在其他民族早期的史诗中绝少出现，但在荷马史诗中却是个用例众多、趋于普通的语言现象。此类明喻的结构特征是在a像b之后附加一整段完整的内容，其修饰或解说对象不是接受喻示的a，而是作为喻象物的b。例如： 

如同一位迈俄尼亚或卡里亚妇女，用鲜红的颜料 

涂漆象牙，制作驭马的颊片，尽管许多驭手 

为之唾涎欲滴，它却静静地躺在 

里屋，作为王者的佳宝，受到双重的 

珍爱，既是马的饰物，又能为驭者增添荣光。（4·141－45） 

通常，诗人以“就像这样……”结束明喻，继续故事的进程： 

就像这样，墨奈劳斯，鲜血浸染了你强健的 

大腿，你的小腿和线条分明的踝骨。（4·146—47） 

一般说来，史诗属叙事诗的范畴。《伊利亚特》中的叙述分两种，一种是诗人以讲叙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另一种是诗人以人物的身份所进行的表述、表白和对话。亚里斯多德称第一种形式为“描述”，称第二种形式为“表演”。[●]《伊利亚特》中，直接引语约占一半左右，而直接引语即为人物的叙述（包括复述），近似于剧中人（dramafis personae）的话白。毫无疑问，此类语言形式为表演式叙述提供了现成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利亚特》是介于纯粹的叙事诗（即诗人完全或基本上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和戏剧（诗）之间的一种诗歌形式。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是“第一个悲剧诗人”。[●] 

●《诗学》3·1448a21—24。 

●《共和国》10·595c。 

●《共和国》10·607a。 

《伊利亚特》描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它展示了战争的暴烈，和平的可贵；抒表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业绩，征战的艰难。它阐释人和神的关系，审视人的属性和价值；它评估人在战争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们行动的内外因素；在一个神人汇杂、事实和想像并存、过去和现在交融的文学平面上对影响人的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制导人的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有深度的探讨。 

《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和平时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们在泉溪边浣洗；年轻人穿梭在笑语之中，喜气洋洋地采撷丰产的葡萄。诗人弹拨竖琴，动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衣衫，跳出欢快的舞步（18·561—72）。然而，即便是典型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人的属类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迫胁。人是会死的，不管他愿不愿意见到死的降临。人生短暂，短得让人不寒而栗： 

裂地之神，你会以为我头脑发热， 

倘若我和你开打，为了可怜的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