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夹在魏与秦、楚之间，四周都是比较强大的国家，约占今之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国，东到大海，南有苍梧（即湖北南部的九嶷山）与百越为邻；西至巴、黔而与秦为邻；北达中原，与韩、魏、宋、齐相接，约占有今之湖北全省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

　　齐国，东滨大海，南有泰山与鲁、宋为邻（后齐灭宋而占有其地）；西有清河与赵为邻；北有渤海与燕为邻，主要占有今之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燕国，东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南和齐国交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国相邻；北有东胡、林胡、楼烦诸部，约占有今之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上述的七国疆域，是后来的事，战国初期的区域当是九分天下而不是七分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曾经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这种区划方式，与“七雄”或《尚书·禹贡》的九州，都不相同。它和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周礼》中的情状比较相符。《夏官·职方氏》职云：（一）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指山之特大者，以为州之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指蓄水可以灌溉的川泽）五湖。（地区上应为越国）

　　（二）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蔽曰云瞢，其川江汉，其浸颎湛。（地区上应为楚国）

　　（三）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雒，其浸波溠。（地区上应为韩国及“二周”）

　　（四）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地区上应为齐国）

　　（五）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其浸庐维。（地区上应为鲁、宋、卫诸国）

　　（六）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嶽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地区上应为秦国）

　　（七）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养，其川河■，其浸葘、时。（地区上应为燕国）

　　（八）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其川漳，其浸汾、潞。（地区上应为魏国）

　　（九）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地区上应为赵国）

　　上述“七雄”之外，在中原地区还有一些小国，首先需要说到的是“二周”即“东周”和“西周”。在周考王即位时，封他的弟弟揭于旧王城以继旧周公的地位，就是河南桓公，也就是西周之始；其孙惠公在考王晚年又封其少子班于巩，后来就称在巩的周为东周。从此以后，王畿就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一直到秦灭西周、东周为止。周赧王五十九年，奉使将军樛攻西周，周赧王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周天子及西周君同时亡国。再过六年，秦相吕不韦并灭东周。从周考王以后，周室的残余王畿，分裂成为东西二周，周王只是一个挂名的共主，不仅不能指挥诸侯，即就王畿而言，周王也不能直接领有，没有尺籍寸土了。这样一来，原来的周天子，实际上已经成为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之君。其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是因为“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史记·楚世家》），故为各国所放置。

　　在三晋之东，齐、楚之间有战国时人所称道的“泗上十二诸侯”（《战国策·楚策一》）。淮泗之间残存之国虽然不少，但是难以实指其国。在战国初期，应当存有鲁、卫、宋、滕、邹诸邦。宋和鲁、卫本来国力相当，不过到了后来，鲁、卫和“二周”一样，由衰微以至于灭亡，宋到了后来，曾一度发展国力，然最后仍为齐翦灭。除了“二周”和“泗上十二诸侯”两个区域以外，只有一个中小型的中山国，在赵、魏之间，其余大国与大国之间，已经再无小国了。当时还有很多的少数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义渠，南方有百越；西南有巴、蜀，等等。

　　魏国的李悝变法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的变动，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势必有所调整。战国初年各国所进行的变法活动，正是顺应当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政治改革。

　　魏国的“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汉书·地理志下》）。宗法制度下的经济基础在于宗法贵族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掌有，“盐铁之饶”是井田制度破坏后的经济活动，在土地私有出现后，才能有“侵夺”和“分”，所以“多豪杰侵夺”和“好分生”，则表示了魏国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礼”是贵族社会的伦理规范，“薄恩礼”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现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战国初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攻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韩非子·饰邪》）。

　　公元前445 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还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战国时期的招贤养士之风，可以说是由魏文侯开始的。他的用士参政的作法，标志着过去“任人唯亲”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乃是因为李悝“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和“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的结果。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还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进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万石”（《汉书·食货志上》）。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兼并。所以《史记·平淮书》中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土地私有的出现，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高价卖给人民，因而造成“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于农伤，所以农夫“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汉书·食货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