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回家的日程在妻子热情洋溢的行动中一天天临近。

我真后悔不该把母亲的话传给妻子，可作为儿子我又没理由不把母亲的最后通谍告诉她，我对她说：“娘说，自打咱们进城工作十多年，没有一次主动回家看过她，都是她想咱们了亲自跑大老远来看咱们。娘生气地说，‘你以为捎几个钱就孝顺啦？你们良心亏不亏啊？今年过年说啥也得给我把孙子和媳妇带回来，趁我还没死，我还想过个团圆年哩！’”我把这些话原版翻给妻子，妻的眼里竟涌出了泪花，说：“早该回去啦，也不知你是怎想的。”她哪里能体会到我的苦衷，这也是我对她最不诚实的一次。我是大湾村里的“陈世美”她这个“皇姑”自然不了解实情。我和妻结婚十几年，我对她和天下所有的丈夫一样爱护、体贴，可在我内心深处和她结合是个永远难以启齿的阴谋。

阿珍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读初中。在升高中的时候，她因家里缺劳力退学回去了。可我们的爱情在离别中愈燃愈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共同盼望的日子就是星期天。在学校里的六天如同六十天难熬。我满脑子都是阿珍，考试门门不及格，真不知道高中三年是怎么混过去的。高考榜上无名，我一点也不伤感。想着天天能和阿珍在一起，兴奋的走那六十里山路如乘东风。自从高中毕业，我和阿珍形影不离。我们的事在全村已是公开的秘密，双方家长也都默认了这桩婚事，只是在订婚的日子上双方家长出现了争执。我父母当然希望愈快愈好，可阿珍的父亲非要等她哥哥订了亲以后再给我们订婚。但双方家长的争执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感情。

那时是集体制。我和阿珍在一个队里劳动。在农田地里阿珍样样显得比我能干。记得高中结束的那段日子是秋收季节，沉甸甸的麦穗，似浪花在你面前翻滚，一眼望不到边。我的心情也象这翻滚的麦田，一浪高过一浪。队长一伸他那簸箕般的大手说：“割吧！”社员们像竞赛场上的运动员听到了裁判的哨声，两手一唾，镰刀一挥，四垄麦在他们手里象乖巧的玩物一样，齐整整一把一把地放倒在一边。而在我的手里，却像一个调皮难训的刺头，好不容易用手抓住一撮，可刀刃又显得不利，割它不断，就这样手忙脚乱地忙乎了大半天也走不了半步。眼看其它人镰下生风，嗖嗖地离我老远。每当这时，失望、孤独、屈辱像蚕虫一样嚼食着我的心，泪水和汗水冲洗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我一定要跳出农村这个舞台。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四垄麦在我手下变成两垄，我怀疑是自己不小心丢了两垄，扭回头看齐整整的麦垄畔没有断节，往前望阿珍的身影只是一团模糊的红影。我的眼里涌动着泪花，她一个人割六垄麦子那有不累的道理。我背地里不让她再替我割。她笑着拍一下我的胸说：“瞧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真怕你爬下呢！”我抓住她生满老茧的手，真想在她怀里大哭一场，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是男人。

秋收终于过去。农民的“战场”搬到了场面。场面里的活儿扬扬晒晒，虽然脏点但没有地里的活累，可我还是受不了那麦芒的搔痒。就在这时公社给大队拨下三个农换工煤矿合同指标。我欣喜若狂地央求父亲去书记家说情，可招来父亲的冷淡，他不愿我去煤矿上班，说四块石头挟一块肉，你不怕我还怕呢！在父亲那里碰了钉子，我就去找阿珍商量，阿珍说：“看你在村里憋屈的慌，我心里也难受，你想去就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反正家里有我哩。”说这些话时阿珍的眼里有一团雾气。有阿珍的支持就不愁拿不到合同指标，因为村支书是阿珍二叔。

当工人就意味着脱“农皮”。是多少农民子弟羡慕的事情，虽然是合同制农换工，那也是跑出“农门”的一条途径。以前我只感受到了当农民的贫苦，通过这几个月的劳动，我才真正领教了做农民的艰辛。离开农村是我唯一的梦想，尽管父亲把下煤窑工作说的那么恐怖，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阿珍把我送到村口，主动拉住我的手，而且攥的很紧，好象生怕我一下子飞了似地。我也走的很慢，害怕脚下这段路眨眼就走到尽头。

阿珍说：“人家都说男人一出外眼就花了。”

我故意逗她说：“那当然。”

阿珍荡着我的手说：“算了吧，要变在城里念书那几年就变了，能等到这会儿？”停了一下她又说，“听人家就下煤窑可苦哩。你要是受不了就回来，不要怕丢面子。”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到我手上，羞涩地说，“这一走不知几时回来，我怕你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