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54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450 页。

　　① 《汉书》所著录的六篇篇名，据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宋代李盼《太平御览》引《七略》云：“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太平御览》卷221）。可见，申子书，除《大体篇》外，还可确定其中必有《君臣篇》。

　　“数”的观念，是国君有了独立的主权和“独制”①之权才会产生的，即是“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对于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辞，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汉书·刑法志》）等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没有排斥和废除奴隶制，而把奴隶的剥削用来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这是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时除了有家奴的存在，还有官奴制度，商鞅就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史记·索隐》谓：“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屡次言及“隶臣”、“隶妾”，其实也是官奴婢。《周礼·秋官·司厉》职又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郑司农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①。官奴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打仗时的不能死战者，如“不死者归，以为隶臣”（《秦律杂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变法的不彻底，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奴隶制残余一直残存下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56 页。

　　① 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上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第三节走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及其重要制度战国中叶前后，是我国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为奴隶制服务的各项制度之被否定，就逐渐出现了走向统一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所以，顾炎武曾经概括战国时期的政治情况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周末风俗》）。

　　君主专制官制的确立春秋时代，卿大夫的家内盛行着家臣制。到了春秋末年前后，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渐变革，在有些诸侯国内出现了一种官吏性质的家臣。这种家臣不再有封地，而以粮食为俸禄。例如，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奉（俸）粟六万（石）；后来到卫国做官，“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也曾任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官吏性质的家臣制，就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的官吏制度。

　　相将制度的出现战国时期各国在国君之下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一整套官吏机构作为统治工具。《尉缭子·原官》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这和过去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和兵权已经不同。

　　相是“百官之长”（《荀子·王霸》），也称相国、丞相、宰相或相邦①等。本来，相是诸侯朝聘时辅导行礼的官，宰是卿大大的家臣，家宰总管一家的政务，邑宰掌管一邑的政务。但是春秋时代在某些国家里，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他们还是一些卿大夫的世袭官职，与后来的相之已成为封建官吏机构首领并不一样。

　　将原是统帅军队的长官，又称将军、上将军或大将军等，地位仅次于相，将军原是春秋时代晋国的称号，当时的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吏机构的宠大复杂，又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征兵制度的推行，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在官吏组织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了文宫的首长相，武官的首长将。如齐威王时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魏惠王用惠施为相，庞涓为将；赵惠文王用蔺相如为相，廉颇为将。

　　秦国设相较迟。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是大良造，大良造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直到公元前328 年张仪为相，秦才开始设立相位。公元前309 年，初置承相，以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但是，秦国设相初期，为相的张仪、甘茂、樗里疾还统帅军队作战。在设相后的秦国，大良造变成武职，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将军是在秦昭王时，以魏冉为将军，警卫都城咸阳。

　　楚国一直没有没相，仍沿续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相当于相，楚悼王变法时以吴起为令尹，楚考烈王时黄歇（春申君）执政，也是① 详见徐喜辰《“开阡陌”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 年第2 期。令尹。《韩非子·存韩》载，李斯上书韩王时说：“壮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此事已在战国末年，可见直到这时，楚的执政官还是令尹。楚国在战国时代也没有设将军，只有柱国、上柱国的官职，相当干将。公元前308 年，秦攻韩之宜阳，楚派柱国景翠往救。这个校国就是最高的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