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发展水平较低。还有徒、■都、■■、白马等，都有“君长”，有的迁徙不定，有的聚落而居。云南的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这一地区的少数族此时也已进入了奴隶社会。

　　越族的分布地区颇广，北至浙江、江西，南到两广、福建等地。战国记载中已有蛮越、南蛮、南越、闽越、瓯越等名称，名号的不一，则表现越人部族的分散。蛮越，历来同楚国关系密切。战国时期，吴起为楚悼王相时，“南井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在湖南北部，苍梧在湖南南部。因此在楚悼王征服湖南之前，这一带是越人所居的地方。从其地发掘的四十七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看来，出土器物大都具有越人文化的特点。发掘的八十多座战国墓中，出土的楚器、越器相混杂。后来，秦国势力深入南方，秦昭襄王派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南蛮的社会情况，“衣裳班兰，语言诛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均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南越、闽越和匝越在战国时代的情况，未有记载。但从西汉初年南越王赵惬自称“南越武帝”，“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看来，其国力之强，必是战国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地下资料观之，可知战国时期蛮越族人在文化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建国以来，在广东始兴、四会、肇庆、德庆、增城、清远等地的战国遗址、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和兵器相当精美，花纹有常见的云雷纹、蟠虺纹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楚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鼎、壶、盘、剑、矛、斧和清远出土的铜■。1974 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掘一批战国中晚期墓，它与湖南等地早期楚墓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长方形墓穴和随葬品的铁锄、扁銎矛、戈等，都和楚文化遗物相同。当然，也保存一些地方特色，这表现当时的越人和楚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居于东方淮泗之间的东夷，到了战国末期已与华夏族融为一体。《后汉书·东夷列传》说：秦统一六国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里的“散为民户”就是指的一家一户的百姓，昔日的族属关系已不复占据主导地位了。文献古籍和地下资料证明，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和边疆少数族的经济文化交往较多，互相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战国时期是我国各族逐步趋向融合的时期，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速各民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五节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

　　新士人的兴起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和“国”“野”区别的消失，当时的“野人”也开始建学受教育，因而当时的“乡校”不仅在“国”中继续存在，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说的“郑人游于乡校”的“乡”，是当时行政系统的一个单位，“乡校”就是这个乡所设的学校，也就是乡民都可以共同受教育的地方。《国语·齐语》的“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齐桓公既然问到其乡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也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土，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可以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国语·齐语》云：“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这种乡是三千家，比起“国”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齐语》在说“五属大夫复事”时，桓公亲问“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事，可能齐国“野”中的平民也已建学受教育。郑国的“野”中有无“乡校”呢？初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也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及三年，（舆人）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信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野鄙。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是指“国都与边鄙”的人。都鄙之人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于弟，可见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受教育了。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利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这个“教”与“学”，当是针对农工商说的。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齐语》的“乡长进贤”、《周礼·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同，说明当时的卫国必有乡校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的记载，也是晋国设有乡校的证据。

　　随着春秋时代乡校的普及，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知道，史，本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官。春秋未年，王室衰弱，灭国踵继，这种制度也随之动摇。这样，原来在王朝或诸侯之国做史官的人，因王朝之衰微、诸侯之覆灭，遂散之四方，以其所学的知识传世。《左传》昭公二年云：“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太史氏属于史官。《易》、《象》、《鲁春秋》都是古代文献典籍，原都保存在鲁国太史氏手中。但是，此时已经不同，韩宣子来聘时却都可以读到，说明王官所掌守的古典文献已有公开化的趋势。其后，周室更加衰微，王官所依附存在的贵族政权日趋消亡和变化，因而世代相袭的官禄也不能继续保存下去，于是便出现了王官失守而文献四散，不能再继续禁闭而不外传了。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仲尼闻之曰：“吾闻之，夭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并非确指四方的戎狄夷蛮，当指官府之外，处于野中的四方平民而言。这与《汉书·刘欲传》中刘欲移书太常所说：“夫礼失，求之于野”以及《后汉书·朱浮传》的“中国失礼，求之于野”含义相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所谓“失官”、“失职”，都是指春秋时期政权变革后的具体情况。周初以来世代相传的王官，此时由于政权衰微，逐渐失去了世禄之业，以致产生了“失官”、“失职”。于是，王官的子弟不能再承袭下去，而其所掌守的学术也就分散，知识文化也就不能不流布于民间。《庄子·天下》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国中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数”，当与《荀子·荣辱》的“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数”同，泛指制度法则和典籍文献而言。所称“其数散于天下”的“散”，则与前引《左传》所谓“失官”而“学在四夷”同，是指当时的学术外流四散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化中，“学在官府”也随之瓦解，乡学普遍起来，新士人也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