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沂同志，江苏泰县人，1942 年生，1987 年去世。196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天文学及其历史》、《超新垦遗迹和牛子星研究》、《木星在增亮吗？》、《古代客星记录与超新星遗迹的关系》、《隋唐历法中入交定日术的几何解释》等。担任本书中天文学、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杨文衡同志，湖南城步人，苗族，1937 年生。1963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合著）、《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合著）、《中国科技史话》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地学、采矿、水利部分的撰写。

　　张柏春同志，吉林白城人，1960 年生。1983 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机械系。1989 年，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撰有《中国近代机械史概观》、《中国近代机床的引进与仿制》等，与华觉明、周卫荣在本书备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周卫荣同志，江苏丹阳人，1964 年生。1984 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化学系。1987 年，获北京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明代铜铁化学成分剖析》、《宣德炉中的金属锌问题》等。与华觉明、张柏春在本书各卷中共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以上，共有十一位同志。其中，张柏春、周卫荣两位同志在本卷内没有承担撰写任务。其他九位同志，都按照自己的专业，分别撰写了本卷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除外），第二章第五节、丁编第十五、十六、十七章。何绍庚同志是科技史组的召集人，在撰稿的同时，还要做大量的组稿工作。

　　还有李根幡同志，撰写了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丁编第十八章第一、第二、第四、第六节，第十九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李根蟠，广东新会人，1940 年生。1963 年毕业予中山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1980 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现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与卢晶、黄崇乐合写）和《中国原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刘雪英，1977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本书各卷的编务工作。

　　我们的作者都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喜辰同志在六年前已写出初稿，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下来。不少同志的稿件，直到最近还作了增补。商周史有不少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一些争议的问题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另外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这对予有关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书稿中，在引用资料和论点上难免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侯外庐同志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他在世时经常关心本书的编撰工作。他在病榻上还为本书题了字。对他在学术事业上的关怀，我们谨表诚挚的感谢。徐中舒同志是又一位在古史研究上富有成果的学者。他也是在病榻上为本书题了字，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白寿彝于北京1991 年4 月30 日中国通史(3)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自《隋书·经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书目多沿用之。但以今日的科学分类眼光视之，问题颇多。以经部为例，如《周易》、《论语》、《孝经》、《孟子》，实为哲学类书；《尚书》和《春秋》三传，实为史学类书；《周礼》、《礼记》和《仪礼》乃是社会科学类书；《诗经》则是文学类书；《乐》则音乐类书；《尔雅》与《说文》、字书等同为语言类书。子部所括，其类尤杂。史部之书，虽然较之经、子两部单纯，然亦杂有政书、目录等类。只有集部所收皆为文学类书，与今日图书分类的标准大体相合。

　　以四部分类，自然不能不分列子目。类目之分，至《四库全书总目》而大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每部之首皆有总叙。总叙中不但概述每部分为若干类，而且论及其学术流变，因而读之不但可以知晓我国古籍的概略，而且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的大势，亦可略见其律涯。

　　历史科学的研究，是需要正确地详细地占有史料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除考古资料、古文字学等资料外，还需要依靠文献资料而取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有以下各种，特分别予以论述。论述的次序，大体上仍沿用旧有的四部分类而略有变改。

　　第一节五经《尚书》附《逸周书》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但称《书》，至汉初抬有《尚书》之称。《尚书》者，“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亦即“上古之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后世因其为群经之一，故又称之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三千余篇，至孔子删定为百篇。按，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当属事实，惟孔子删书之说，恐不足信。

　　据史传所载，秦火后，山东伏生（亦称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二十八篇（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汉文帝时，使晁错就伏生习《尚书》，伏生亦以此在齐传授生徒，于是此二十八篇始传于世。一说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他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的《尚书》，系用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历代学者考订，大致可靠。《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蝌蚪文）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者多十六篇（其中的《九共》一篇，分之则为九篇，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称为《古文尚书》。但因当时朝廷不重视这个古文本，所以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至西晋永嘉年间，其余的十五篇，亦全亡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就是伪撰之二十五篇加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棫作《书稗传》，始疑这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一百二十八证，以明此二十五篇为伪书，于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