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有个■字，象露天谷堆之形，就是仓廪的廪字。甲骨文中的“令■省■”（《粹》914）、“令吴省在南■？”（《前》5·1·2）等辞例，反映了当时已有仓廪，其中多为“南■”，可能是为了选择避风和便于看守的所在。在郑州、辉县和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虚的晚商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其口部或作长方形，或作圆形，或作① 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78 页。

　　② 王玉哲：《鬼方考补证》，《考古》1986 年第10 期。

　　③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94 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虚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2 期。椭圆形，有的深达八——九米，窖壁一般较直而光滑，并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虚的窖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十分讲究。

　　商代还有圃（菜地）、囿（园林）和栗（果树）等，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又根据甲骨文中有蚕、桑、系、帛和许多从蚕、从桑、从系的字以及在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殷代大墓里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①来看，商代已有了蚕桑和丝织物。当时的商王把能吐丝作茧的蚕当作一种神，叫做“蚕示”（《后上》28·6），就是蚕神。甲骨卜辞中的桑字也有用作地名的，如“八桑”（《前》1·6·6）、“桑”（《后上》1110）、“■”（《前》2·19·6）等，这都可能是由于盛产蚕桑而得名。由此可见，殷代蚕桑之业，与农业生产一样，在当时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畜牧和鱼猎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畜牧业也更加蕃盛起来。

　　后来所说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猪），不论在甲骨文或是在郑州早商和殷虚遗址中都己发现。此外，在殷虚中还发现有象骨，甲骨卜辞中也有“获象”（《前》3·31·3）的记载，可见《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信而有征的。这种六畜都是饲养的家畜，甲骨文的■作■形、牢作■形、■作■形，皆象马、牛、羊用圈关着饲养。甲骨文中又有：“王畜马才（在）兹■。”（《宁沪》1·521）的记载。这里的■，就是后来的厩。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商王在这个马厩养马。

　　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和用作动力外，大量的用为牺牲。用于各种仪式的祭祀坑和附属于贵族墓葬的兽葬坑中成批的兽骨的发现，与甲骨卜辞中的用牲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当时用牲的数字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二三百头，甚至经常准备着上千头牛来供祭祀使用，如云：“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301），便是其例。商代奴隶主贵族一次能够集中如此大量的牲畜，也正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田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是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鱼猎工具，在甲骨文中也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当时田猎方法的字，在甲骨文中主要有：逐、焚、阱、射、擒和■等。

　　由于鱼猎技术的改进，当财人们已能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中的字形来看，仅是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麞、豕、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虚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如麋鹿、海花鹿、獐、虎、貛、猫、熊、黑巤、犀牛、猫、狐、豹、乌苏里熊、扭角羚、田鼠，各种鸟类、鱼类以及海产鱼、蚌、贝等②。这些野生动物，大部分是当时人们渔猎捕获来的。甲骨文记载有一次“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后下》41·12）这是有关败猎的最大记录。

　　这种畋猎虽是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由于其所获鱼猎物肉可食、皮毛可以制作穿用之物，骨头可以制作装饰品或用具，也是商王朝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同时，这又是开发土地、为农田除害和军事操练的行动。

　　① 1931 年在河南濬县也出土过一件嵌铁援的无胡铜戈和一件嵌铁刃的铜钺， 现已流传在美国。据了解，其铁刃也都是陨铁所制。

　　② 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第13—14 页。此外，青铜冶金业在商代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商代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地下资料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有关这些，另见本卷丙编中的“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部分。

　　阶级结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划分，从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在我国商殷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其基本阶级是贵族奴隶主和奴隶。

　　奴隶主贵族商朝的统治阶级是由商王及其臣僚、诸子、诸妇、侯伯、史官以及《尚书》中所说的“众感”、“旧人”和“邦伯师长百执事”（《盘庚篇》）和“百僚庶尹”（《酒诰篇》）等组成的。

　　商王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奴隶主，在甲骨文中称作“余一人”，在《尚书·盘庚篇》中又作“予一人”。他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对民众或处以酷刑，或役为奴隶，并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商朝的王位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主，王予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未弟之子抑或传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未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自成汤到第二十九王文丁的庙号和世次，以及商王的高曾远祖，从要起至示癸，绝大多数在卜辞中都能看到。商王称祖辈以上的先人为祖母、姚某；称远祖为高祖、高妣；称父辈为父某、母某；称同辈为兄。从大量的有关祭祀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直系（大宗）和旁系（小宗）的区别甲骨卜辞中有一些官吏名臣，也受到商王的祭祀，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辅佐商王有功，死后受到享祭，如伊尹、咸戊等是。他们都是朝廷中的大臣，所以卜辞中称之为“昔我旧臣”（《库》1516），古代文献中又有“众慼”、“旧人”、“邦伯师长百执事”和“百僚庶尹”的记载。“众慼”是奔走于商王左右的近臣贵戚，他们可以参与重要政事，有时可以代替国王发号施令。《尚书·盘庚篇》中的“率吁众慼出矢言”，便是其例，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看来，《盘庚篇》里所说的“旧人”，当指世袭要职的贵族奴隶主。至于“执百事”与“百僚庶尹”，当是一般贵族奴隶主中的大小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