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①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②。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①，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②。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③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⑤，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⑥，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① 《汉书·食货志》。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东方朔传》。

　　④ 《汉书·贡禹传》。

　　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⑥ 《后汉书·冯衍传》。

　　⑦ 《后汉书·郑均传》。

　　⑧ 《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①；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详见本卷“租税”篇。

　　货币铸造权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 年），“除钱律，民得铸钱”②，《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③。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①。

　　⑨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① 《后汉书·朱晖传》。

　　②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③ 详见《汉书·食货志》。

　　①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30 页。

　　第六章都会与里（坊）市制度随着秦汉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业集中的都会。早在战国时期，各都会之间就交通大畅。从巴蜀利用长江水运，“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而不费牛马之力”①，中原地区，进太行山有“太行之道”；东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别“无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②。再以西汉前期的情况而言，“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③。具体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当时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④又赵之“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⑤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⑥这就是说，这些地方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加上交通便利，为交通要道。因此，这些城市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诸名都外，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王莽时，曾在除长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①由此可见，长安与五都，确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其余则多为地区性城会。兹分别述之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