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守”；任河南太守后，又以“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②。而这些情况的获得，都是实行了上计制度的结果。因此，上计制度实为考核官吏与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至于朝廷通过上计考核郡、国官吏的具体作法，比郡、国官吏对县、道官吏的考核更为严肃和周密。郡丞、长史上计时，除送呈各种计簿外，还有口头汇报和当面质询两个程序。《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辟计吏，皆陛觐，宗室诸刘杂会，皆冠两梁冠，单衣。既定，计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赐群臣酒食，作九宾撤乐。”③这段记载，讲的是皇帝主持“受计”大典时的礼仪程序，充分反映出朝廷对上计吏和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旧仪》①还有一段记载，对如何当面质询上计吏以及郡、国官吏应注意事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这个诏令，是每次对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守丞、长吏宣读的例行文告。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告诫各郡国上计的守丞与长史，要同本郡国的二千石郡守与相国同心协力，多办“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并注意何种人宜用、何种人不宜用以及如何移风易俗等问题。二是要当面回答本郡、国年成的好坏、“盗贼”的多少与状况，并同往年作出比较。因此，上计制度确同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上计制度同朝廷对郡、国地方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所以，上计时作弊以行欺骗，就成了贪官污吏逃避考核和虚报成绩、企图以殿为最的惯用手法。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上计时，就已出现“流民愈多”而“计文不改”②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宣帝时的王成，更是一个上计时作弊的典型。《汉书·循吏·王成传》云：（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

　　下诏曰：“..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王成作弊，获得显赏。因此，自此以后，各郡、国之守、相，往往挑选那些明习计簿和善于作伪者为上计吏。正如《汉书·贡禹传》所云：“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由此可见，西汉末年的上计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它同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密切相关。到了东汉后② 《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③ 《艺文类聚·礼部》及《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汉官仪》。

　　① 此据四部备要本《汉官六种》中的《汉旧仪》卷上。

　　② 《汉书·石奋传》。

　　期，“令长、守相，不思立功，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证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①，上计制度已接近于名存实亡，从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废而不行了。

　　其三，上计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封建的国有经济，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所载县、道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出入”及“盗贼多少”等，就表明上计制度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关系密切。因为户口版籍是封建统治者“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②的依据；垦田数量，更是官府课取田租的基础。官府通过上计制度去督促地方官扩大垦田和增加户口，正是为了保证和增加税源和役源，因而上计制度实为维护封建的赋、役剥削的工具。至于象秦时对国有经济部门如国有土地、牧场、仓库以及“居赀赎债”等的收入必须上计的规定，又如汉代的国有土地，也需要每年上计，而且需要绘制图版等，无疑有维护与巩固国有经济制度的作用。

　　由于上计制度有上述一系列重大作用，因此，此制推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因为它是朝廷控制全国各郡、国、县、道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有力手段。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皇权的确立和逐步强化的时期，无怪乎他们如此重视上计制度的实行。正因为上计制度对维护与加强专制主义皇权有着杠杆般的作用，因而皇朝集权制度的强弱，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上计制度本身的一些变化及其执行程度。故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逐步抬头，皇朝集权制度的相对削弱，也使得郡、国上计的官吏，西汉时主要由郡丞、长史承担的制度，变成了东汉时的由郡丞、长史的下属——“上计掾史”承担，反映出上计制度的重要性有下降的趋势。

　　① 王符：《潜夫论·考绩》。

　　② 徐幹：《中论》。

　　第十章赋税制度“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①在阶级社会，赋税制度就是国家政权实现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职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当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的赋税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固定化和完备化，出现了赋、算、租、税四大类别，不独土地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以及关津市井都是课税的对象，而且每个私有者的财产、饲养的牲畜、各地出产的土特产以及若干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也进入了课税的领域，甚至还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附加税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