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英布、陈平等，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因为项羽对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予”①。他们先后投奔刘邦，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得力人才。假如刘邦不能与天下人共利，他们不仅不会来投奔，就是来了也不会拚死卖命，出主意。刘邦对曹参、周勃、樊哙等战将，几乎是打一次胜仗升一次爵。刘邦以高悬赏，使人为他卖命。彭城败后，刘邦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②进入决战时期，因韩信、彭越不至，刘邦再败于固陵。于是遣使告诉韩信、彭越说：“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③韩信、彭越得到许诺，立刻进兵，围项羽于垓下。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当时并未真正控制这些地区，而他却以这些地区为筹码，鼓励将士与项羽拚命。

　　刘邦称帝后，曾与韩信谈论将领的才能。刘邦问：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说：你能带多少人？韩信说：我带的人，越多越好。刘邦笑着说：你带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你反让我擒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④韩信所说，很有道理。刘邦能转弱为强，自己老打败仗而能领导善战的将领，这说明他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军事领导的才能，从而取得灭楚的胜利。

　　① 《汉书·韩信传》。

　　② 《史记·留侯世家》。

　　③ 《史记·项羽本纪》。

　　④ 《史记·淮阴侯列传》。

　　第三节汉高祖创帝业开国规模汉五年（公元前202 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他们说：“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刘邦三让后，二月甲午即帝位。他本想久都洛阳，以娄敬、张良谏，即日起驾，西都长安。

　　汉六年，刘邦始剖符封功臣，封萧何、曹参等为彻侯。当刘邦在位时期，功臣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与外戚合计，凡一百四十三人。封爵有誓，誓约：“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后裔。”①这些得封侯的人，是汉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

　　汉初功臣，多来自乡里田野。他们没有受过礼仪的约束，常饮酒争功，大呼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叔孙通看到刘邦有建立朝廷秩序的要求，便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叔孙通从鲁征集三十人，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订出新的朝仪。七年（公元前200 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起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御史执法，举不加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失礼者。这一套朝仪，不只是一套仪式，更重要的是从而突出了尊卑不同的封建等级。于是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封功臣和定朝仪都是刘邦开创帝业中的大事。此外，刘邦还在更多的方面创立了规模，史臣论曰：“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所说，自萧何次律令以下，基本上都属于立法工作，为后世立制垂范。章是历数的章法，程是度量衡的规定，军法是讲用兵之道，《新语》是讲历代兴衰之故。礼仪，不仅限于朝仪的内容。这样多方面的开国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强本弱末，或称强干弱枝，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六年，田肯说刘邦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刘邦称善，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以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汉九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比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①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

　　① 《史记·叔孙通传》。

　　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齐楚大姓于关中，有十余万口①。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又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刘邦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②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政治局势的趋向稳定刘邦自汉五年称帝，汉十二年死，在位共八年。在这八年期间，刘邦并不能将他的汉家天下治理得太平无事，但他缓和了汉与匈奴、南越的关系，平定了内部的反叛，铲除了内部潜在的威胁，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匈奴在秦末，乘内地变乱的机会，扩张势力，不断南侵。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七天，用计得脱。汉九年（公元前198年），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对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