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班超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02 年），班超（32—102）在西域长期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使汉朝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断发展。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抵安息、条支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但甘英的这次旅行却意义重大，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旅行家。

　　班超的儿子班勇，从儿童时代起就随父到西域，后来又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西域度过。他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诸国的道里方位、气候、地势、物产、风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后来此书被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西域传》中，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异物志》东汉及随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异物志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三国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这些著作所记皆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事物，内容多属草木、禽兽以及矿物。南方地记著作的出现，是当时北方人民逐渐南移的一种反映①。

　　① 见《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38 页，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第六节马王堆地图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西汉地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出土时，三幅地图都没有标图名、图例、比例尺及绘制时间。后经学者研究，推断为西汉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②。图的名称一般简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三幅地图中，“地形图”、“驻军图”已基本复原，“城邑图”由于破损严重，至今没有复原。

　　“地形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地图。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长宽各96 厘米，主区部分的比例尺根据推算，约在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间。已有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图上包含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当时长沙国（诸侯国）的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南岭一带，这部分图的绘图精度相当高。往南直到南海，这是西汉诸侯南粤王的辖区。这部分图的比例尺变小，绘图精度显著下降，海岸线很不准确，几乎是象征性地画一条曲线，谈不上比例。图上除了画有河流外，别无他物。因此，“地形图”的绘图技术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主区上。

　　“地形图”中用水平山形线与陡崖符号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九嶷山脉。

　　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出现，比中国晚一千四百多年。图上的水系绘得详细准确，三十多条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结构，大部分与现代地形图大同小异，名称标注也很有规律。图中八十多个城镇分别用方框、圆圈两类符号分级表示，并且一律在符号位置里注记名称。二十多条道路用虚、实两种线划区分。

　　“地形图”的缺点有二：一是山脉未标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图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长98 厘米，宽78 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滞水流域，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除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还着重表现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地理要素是“驻军图”的显著特点，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号表示山脉；用青色绘制河流、湖泊，而且显示了河道的宽窄；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红色虚线表示军队行动的通路；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城堡；用黑色圆圈标出居民点；用红色标出守备区的分界线等等。

　　马王堆地图的出土，表明秦汉时期中国地图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汉代地图很粗糙，不可靠，也没有统一绘图原则的看法①。

　　②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 年2 期。

　　① 杨文衡：《试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数理基础》，《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版。

　　第四十六章生物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与探索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生物学是与农学和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古以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以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于动植物（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的发生与进化等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和准确的描述，并且进行了较系统的或带有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为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生物分类自然界的生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①的道理，并在大量观察与比较的基础上，根据生物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生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系统。《周礼·地官》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鳞、羽、介、臝五类，植物则细分为皂、膏、核、荚、丛五类。此外还有“小虫”和“大兽”，“百卉”、“百谷”、“百果”、“百蔬”、“百药”等根据形态和用途而类聚群分的简单分类法。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较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学者的分类观点。《尔雅》将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著录草本植物一百九十余种，木类著录木本植物七十余种。在区分植物方面，《尔雅》发展了“比物醜类”①的“相醜”概念，提出“苇醜芀葭华（苇花）”②，“槐棘醜乔，桑柳醜条，椒■醜莍（聚生的莍果），桃李醜核”③等，用一种植物或植物体的某些部分为代表，来类比或标识形态相似或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中“醜”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相当于“植物分类”的专门术语。在《尔雅·释木》中还按植株形态提出木本植物的三型：高耸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前两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尔雅》著录动物三百余种，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类相当于无脊推动物，鱼类相当于鱼纲、两栖纲和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类基本上为鸟纲，兽类为哺乳纲。在虫、鱼、鸟、兽之下，还有较细的分类，如兽类中分别收有鹿、虎、熊、狸、猩猩、马、鼠、牛、羊、犬、豕等以及相关的各种动物名称，其收录方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目”和“科”，即鹿科、猫科、熊科、牛科、灵长目、马科、啮齿目、牛科、羊科、犬科、猪科。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动物分类阶元思想，有许多内容符合于近代的分类体系。《尔雅》中给出的一些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①等，简明扼要，相当准确地概括出所定义生物的基本特点。《尔雅》记载的生物的分类命名，有些使用单名，有些使用复名，如“壶枣、白枣、酸枣、羊枣、大枣、无实枣”，“桑蚕、樗蚕、肖蚕”，“鼢鼠、鼸鼠（黄鼠）、鼶鼠（旱獭）、鼮鼠（花鼠）”等，这些名称相当于将物种的属名与种名结合起来，蕴含有用“二名法”来定种名的思想。《尔雅》虽然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其中有关生物的分类与描述，基本上体现了自然分类原则，对后世生物分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