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五首。其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首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务的情景。其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首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 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0 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集》可供参考。

　　第十四章葛洪、陶弘景第一节葛洪生平和著述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八九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①，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葛洪24 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①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