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中，刘勰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兴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他论建安文学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而分析西晋文学，则把“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的现象，归咎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尽管刘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不可能不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文学兴衰原因的探索，也过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学理论上强调要从文学以外的历史现实变化中来理解文学的变化，仍然是杰出的。在《通变篇》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而讹，弥近弥淡。何则？竟今疏古，风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认为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学创作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但刘勰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则不乏”。他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文心雕龙·风骨》）。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创作的经验。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次，他认为创作是作家主观的“神”和客观的“物”交融，升华的过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创作时则“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刘勰非常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文心雕龙·总术》），剪裁是“设情以位体”（《文心雕龙·镕裁》）。甚至作品的整个体裁、风格、语言，也无不由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所主宰。这一认识深刻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指艺术才能）、气（指性格气质）、学（指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方面。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而形成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辞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风貌的专用术语，刘勰特别标举“风骨”，并强调它作为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是针对南朝绮靡偏重形式的文风而发的具有积极的战斗作用。“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文心雕龙》还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等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和批评标准。他慨叹文学批评之难，认为人们常常囿于成见，不是“贵古贱今”，就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说“知音其难成”！他认为批评虽然不易，却不是不能做到公平正确的。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那么怎样才能使批评公允呢？他认为，首先批评者要具有丰富的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 ，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饶矣”（《文心雕龙·知音》）。为了使批评正确，他提出了考察作品优劣的六个方面：“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这六个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内容，也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既注意了思想性，也注意了艺术性。刘勰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在现时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对文章体制的异同提出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上述文章均已散佚无存。而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则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论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像《明诗篇》对建安、西晋、宋初诗风面貌变化的概括，《诠赋篇》对两汉、魏晋辞赋盛况的描绘和说明，都有着相当中肯而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