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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79天前 | 49657 次浏览 | 分享到: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第二十一章崔浩、魏收第一节崔浩①锋芒初露崔浩(381—450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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