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