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 卷，《集》50 卷和《制集》50 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 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 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