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叙述当时江贼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