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1987 年第4 期。②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 辑，三秦出版社1989 年版。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④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⑥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⑦ 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⑧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⑨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2 期。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⑥。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①。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②。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③。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⑥；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②。④ 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 年第2 期。⑤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⑥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③ 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④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⑦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 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①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 年第6 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 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