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②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1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③。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②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 当为扬州。
③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①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①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②。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③。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①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②在姚崇的一再请求① 《五诫》包括《冰壶诫》、《执镜诫》、《持称诫》、《辞金诫》、《弹琴诫》。全文载《文苑英华》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六。
②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下,玄宗这才应允。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①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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