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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30天前 | 46656 次浏览 | 分享到: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① 《通典》卷七《食货论》。

  ① 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①。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①;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③。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① ③《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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