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