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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34天前 | 47476 次浏览 | 分享到:

  第四十八章天文学隋唐时期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柳宗元的《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则在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唐时期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第一节隋代的历法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时候,“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在为他积极制造改朝换代舆论、宣扬符命征象的人士中,有一位略知历法的道士张宾。隋皇朝建立以后,最初沿用北周的《大象历》。为满足新朝改历的政治需要,张宾献上了对何承天《元嘉历》略加修改而成的《开皇历》,于开皇四年(584)颁行天下。但是曾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以及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和天文学家刘焯等都不赞成使用《开皇历》。他们清楚地看出《开皇历》的缺陷,如该历糟粕较多、术意不清、推算不准,特别是并未吸取《元嘉历》的优点,制历者不懂岁差,也不知道定朔,而这些问题早已分别为南朝的祖冲之和何承天所解决,因此,其历术明显地落后于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张宾倚仗皇帝的宠信,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攻击二刘“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并将他们逐出京城。张宾死后,刘孝孙带着自己编的一部历法再次上京谋求改历,可是又受到与张宾一党的太史令刘晖的压制,后刘孝孙虽然进入司天监,却“累年不调,寓宿观台”,无法出头。后来孝孙抱书扶棺冒死上奏,于是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开皇十四年(594),经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孝孙提出先斩阻碍改历的刘晖,再议改历,但杨坚不肯,也不采用他的历法。不久后,刘孝孙去世。开皇十七年颁用了张胄玄的新历。

  曾经看过孝孙历术的刘焯,对张胄玄的历法提出许多批评,指出其术文不少是抄袭刘孝孙的,历法也比较粗疏。他于开皇二十年(600)编成一部新的历法《皇极历》,希望能得到颁用。但张胄玄与太史令袁充编造了所谓“日长之瑞”的假天象,深得皇帝宠信,刘焯得不到支持,于大业四年(608)抱憾而终。大业六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颁布于世,为《大业历》。大业历的回归年长日,朔望月长日,采3651036342640296071144用破章法,在410 年中设置151 个闰月,定岁差为83 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583.922 日,与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使《大业历》成为隋代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事实上,没有得到颁行的刘焯的《皇极历》,是隋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历法。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是隋初著名学者和杰出的天文学家,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稽极》10 卷,《历书》10卷和《五经述议》等。他所创制的《皇极历》将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并提出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解决了采用定气法的计算问题。《皇极历》计算定朔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同时考虑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定朔法。《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454 日,朔望月长度29.530596 日,采用破章法,在676 年中设置249 个闰月。又如定岁差率约76.5 年相差一度,与今采用值接近。行星会合周期也很准确,如水星采用值115.878 日与今值相同。由于皇极历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第二节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三国两晋时期,陈卓建立起一个有283 个星官、1464 颗星的星官体系,是一个既能区分甘、石、巫三家星,又按二十八宿划分的中国星座体系。此后南朝的宋、梁、陈等,都曾制造过按陈卓星官体系标示的浑天象;北朝孙僧化、庾季才等也有星象著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北周的庾季才、陈国的周坟等天文学家也入隋为官,他们又奉杨坚之命,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太史观生,学习星象知识。隋末唐初,又有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当时星官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而到了唐代已不像前代那样重视三家星的划分;另一个问题是在拱极区与黄道星空之间,还有两个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不够多,显得整个星空分布不够均匀。

  开元年间王希明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他的著名作品《丹元子步天歌》既是认星歌诀,也是一个星空划分的新体系。《步天歌》一改既分三家星又分二十八宿的二元划分法,只按二十八宿划分星空,有时还用黑色表示甘氏星,黄色表示巫咸氏星,不加颜色说明的就是石氏星,从而醒目明了,但减弱了对三家星的强调。他又明确划分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并充实了围在三垣内的恒星的命名,使《步天歌》成为开创三垣二十八宿新体系的代表作。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将全部星空划分成三十一个天区,是一种星官分布比较均匀、可分区认星的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步天歌》七言有韵,介绍星官名称、星数和位置等,简明通俗,便于记忆,是后来天文学家初学天文时的必读之书,古人称誉它“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例如关于柳宿的歌诀为:“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将柳宿的星数、外形、周围星官的名称及星数都说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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