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①，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①，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 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1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有美堂记》。

　　① 首都临安的繁华情况，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① 《宋史》卷87《地理志》三。

　　全国最大商港，五代时为南汉都城兴王府，外贸收入曾是重要财富来源，但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广州不仅是最主要的外贸海港，而且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广南东路的首府，成为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属四川），五代时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灭后蜀，并东西两川为西川路，后分四路，设成都府路，都以成都为首府。宋太宗时虽曾降为益州，终因成都是西南重镇，宋仁宗时重新设府。成都地处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华，当扬州为江宁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荆州）也被鄂州（今武汉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终是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时先后属吴及南唐。其时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为荆南国首府江陵（今属湖北），宋代统一以后，鄂州先属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属荆湖北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五代时为马氏楚政权首府，升为长沙府。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刘言逐南唐军，王逵、周行逢相继掌湖南政权，都以朗州（今常德）为首府。宋灭湖南周氏后降为潭州，但政治重心实际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设荆湖南路，以潭州为首府，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还有闽国南都长乐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属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为洪州，南宋升为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阳，南宋时成为边防重镇。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庆奉节）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为本路的重庆府（渝州、恭州，今重庆）所替代，重庆从此成为川东的中心城市。

　　第二节五代、宋的城市制度后梁、后唐时洛阳“坊市制”的破坏唐代的坊市制度自晚唐以后逐渐破坏，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兴盛，是坊市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后梁时还大体上保留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如开平三年（909）正月，太祖于河南府曾诏令“宜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①，欢庆上元节。说明当时洛阳的坊、市门，有诏令才能夜晚开门，大体上还是封闭式的“坊市制”。

　　后唐时的洛阳，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至少已有不少坊的坊门只是悬挂坊名以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长兴二年（931），诏令河南府“依以前街坊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诏令中提到许多具体要求，但没有再提及坊门开关时间与围墙，说明已无必要。而且不论是“已有居人诸坊曲内”，还是新划定坊区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或“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②，这是政府收买临街可以建房开店营业的田地，而不再提及“市”，说明后唐首都洛阳的坊市制大体上已经破坏，只要有需要就可以临街开店营业，其他记载也常以市肆、街市泛指商业街道。有时虽提及坊、市，这里的市即是市肆、街市而非指围有墙垣、市门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