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0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终年66 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PGN1577.TX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