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发挥。他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