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 王夫之：《宋论》卷10。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 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 万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