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① 《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② 《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 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 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① 《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 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