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① 《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 《虞公（允文）神道碑》。

　　第五十三章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第一节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 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 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 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 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 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 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 岁，入① 《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 上。

　　① 《朱子语类》卷104。

　　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 岁到48 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 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