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0 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00 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030 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0 卷,收药983 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 卷,增加药物99 种,共收药物1082 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 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① 陶宗仪:《说郛》卷29 引《岩下放言》。
②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① 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第1 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 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 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 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000 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腐败,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00 卷,分1670 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0 卷,收医方788 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00 卷,分60 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第四节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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