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呆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哒啪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来，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嘘小叹，挪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插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成十年，欺侮了我成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