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 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0 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发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首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①。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②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③。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0800 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 册（17000 卷），皆宋秘阁所藏者①。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发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②。

　　① 《高丽史》卷一○六《白文节传》；卷一○五《安珦传》。

　　② 《高丽史》卷一一○有其传。

　　③ 《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① 《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② 《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日本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 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③，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①，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②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③。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发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发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③ 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① 《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