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① 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②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③ 参见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①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② 《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94—400；森克己：《日宋贸易之研究》页511—525（1948 年出版）。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③。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故天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元史·文宗本纪》）。交易的商舶，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而商船往来频繁，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据考，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④。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 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即是明证。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①。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0 年，居少林寺甚久，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现存）文笔老练，不亚汉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宁弟子）住元20 年，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其书法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②。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

　　③ 袁桷：《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① 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王逢：《赠日本进上人》诗，《梧溪集》卷四。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 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② 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集九。

　　第三节安南、占城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 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 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①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①。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① 《元史》卷二○九《安南传》将光昺遣使上书和受封均系于中统二年，又载赏赐及定贡例诏书于三年九月。按当时由开平通安南须出临洮，经由吐蕃、云南之境，“水陆万余里”，往返时间约需两年上下（见许有壬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于中统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达安南至早应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开平则当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九月“安南国陈光昺遣使贡方物”，“授安南国王陈光昺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应即安南使臣抵达开平以及忽必烈册封安南国王并置达鲁花赤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