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元年（1297）——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来贡方物。

　　马八儿于1311 年被德里算端国兼并，置为一省，任命穆斯林长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来贡”的昔剌木丁应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马八儿省长，而非“国主”。十四世纪初叶，德里算端国通过多次军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统治之下；到中叶，其国衰乱，马八儿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长官或印度王公纷纷叛乱自立。印度半岛的战乱和政局变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后元朝与这个地区使节往来骤减的一个原因，但数十年中见于《元史》记载者只是延① 《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载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因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丽蔡氏赐之为妻。按刘敏中《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载，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马斯喀特东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国（指马八儿），得国王宠信，使与诸弟齿，掌国政。不阿里继父职，仰慕中国，主动遣使入贡，并有意归附，至元二十八年遂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丽史》所载之孛哈里，《元史·马八儿传》之宰相不阿里。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 年第4 期。

　　祐元年一次，与以前连年不断的频繁交往相对照，殊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图塔行记》就记载了一次不见于汉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 年，中国皇帝（元顺帝）派了一个使团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luq）赠送奴婢100 名，锦缎500 匹，以及麝香、珠袍、宝剑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 地方（今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一座以前中国人常往朝拜，后被算端军队破坏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随同中国使臣）回访，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 名，精布（bairam）、丝料（juz）各100 匹，盛饰高马100 匹回赠中国皇帝。使臣船只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口准备出航时突遭暴风浪，礼品尽没，随员失散，中国使臣改从俱蓝搭乘本国商船回国，而拔图塔不敢回德里报告，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三年后才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经苏木都剌来到泉州，幸遇前中国使臣为他证明身份，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赴大都朝见，不久仍由海路西还。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元史·马八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 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 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 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 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 年在和林、1258 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①。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②，如果他活到128 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 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讲法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③。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00 岁，人敬之如神”④。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