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 年。② 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③ 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④ 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①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非洲、阿拉伯半岛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②、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③。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0 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发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 bin 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①。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②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0 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 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② 973 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l-Qahirah， 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③ 《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 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① 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② 《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①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发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②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③，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大法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wam al-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l-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0 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④。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①。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