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史记载，早在1333 年，教皇似已获悉孟特戈维诺去世，放任命方济各会教士尼古拉为汗八里总主教，率20 名教士东来，但他们途中留居于阿力麻里，没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国敞失汗感谢其对诸教士的优待。尼古拉死于1338 年。大约1340 年，主教理查德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②。此外，还有一位德国教士于1330 年之前在中国某地传教。教会史书还记载有一位泉州主教于1362 年在某地被害③。

　　元代中欧交往的频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卢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诸人的旅行记以及众多来华教士的报告，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他们确切地知道古来所传的“丝国”、“秦国”，就是北称“契丹”、南称“蛮子”，人口、城池众多、物产丰富、农工商发达的中国。附表:① 元顺帝诏书及福定等上教皇书皆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此据穆勒： 《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汉译本，页283—284，玉尔前揭书页314—316。

　　① 《元史》卷四○《顺帝纪》；揭傒斯：《天马赞》，《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 《天马行应制作》，《近光集》；欧阳玄：《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吴师道：《天马赞》，《礼部集》卷十一等。画家周朗所作《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还见过此画，后下落不明（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 年）。

　　② 穆勒前揭书页224 注⑨；玉尔前揭书页338（《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录》）。③ 穆勒前揭书页222，225 注⑩。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畜牧业第一节元代的重农政策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发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显著发展。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衰敝的气象。

　　元朝虽囊括了金宋旧土，统治者面临的却是“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①的残败景象。在中原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下，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为加强新政权的物质基础，很快接受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一》）的观念，全面而又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或“劝农”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立“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绩制度。中统元年（1260）下令以各路通晓农事者充任随路劝农官，次年，朝廷设劝农司，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八十人充劝农使，分路督察。至元七年改立司农司，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专掌农桑水利，再次派劝农官及通晓水利者，分赴各地考绩地方官勤惰。二十五年，在江南设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主持垦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员二，兼察农事①。地方官员亦以“劝农”为要务，一般都兼有劝农官的职衔②。与此相配合，逐步制定了考绩地方官吏的制度。此种考核，至迟始于太宗经略汉地时（《元史·张荣传》），中统五年又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平、赋役平等五事考较县尹。此后，以上述标准迁赏和罢黜地方官员逐步形成制度③，并在至元五年劝农官举察勤惰时，对高唐州和河南陕县官分别作出升秩和降职的处置，“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元史·食货志一》）。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的标准倡导于上，象董文用、燕公楠这类劝农大臣又以显著政绩表率天下，于是，地方官员多以督励农桑为己任，许多官府衙门还一度绘有耕织之图，“使为① 胡祗遹：《宝钞法》一，《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 劝农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可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有些设置的年代与其他记述稍有出入，地方机构还作过一些调整，此不赘。

　　② 王祯：《农书》卷四，《农桑通诀·劝农篇》；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四，《公移》一《农桑文册》：“管民官提调，廉访司体察”。

　　③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饬官吏》，卷十九《户部》五《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④，“劝农”形成一时风尚。

　　其次，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规定，“逃户复业者”有权收回原有产业，“合着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再“依例验等”科征①，荒闲之地则“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元史·食货志一》）。至元元年、十三年、十六年元廷多次下令拨给牛具种子，让南宋“新附民”和贫民垦荒，起科年限从三年展宽到六年，杂役则并予免除。此外，还制定出原主认领田产的年限，弃田过期“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②。二十八年七月，元廷招募百姓进一步开垦江南旷土，每户限五顷，官府发放田券，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三年后征租（《元史·世祖纪十三》）。桑麻果树的栽植同样受到鼓励，规定百姓垦辟的熟地，从栽种桑树和杂果等树之日起算，分别在八年和十五年后才“定夺差科”。对于“勤务农桑、增置家业”的农户，则要求本处官司“不得添加差役”③。

　　为保证农民全力垦作，元廷向江南地区颁布过“永为定例”的减免私租的规定④，并于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明文强调，豪强势要不得强占田产、户计，已占者必须归还或转拨无地百姓⑤。蒙元之际，各地诸王军将或抢占大片农田“专放孳畜”，或放纵牲畜“犯桑枣禾稼”，或“辄入人家求索酒食”，或“围猎扰民”，忽必烈即位以来，屡屡诏令禁止，大量牧地得到清退⑥。同时，通过下达禁令、颁布《户口条画》和设立阑遗监，限止抑良为奴，将权豪势要非法占有的奴隶①理为民籍，散布各处的奴隶也被政府收编，通过这些措施，又从权豪势要手中夺回了大批劳动人手。